孟凯韬55载起伏跌宕的科学创新生涯

（1958—2013）

西北大学哲理数学研究所

孟凯韬从1958年起有所发明创造；从1970年起独立承担国家科研任务；从1985年12月起，在钱学森先生指引下，走上原始创新道路，先后创立“思维数学”、“哲理数学”、“阴阳五行数学”等三门新学科；2011年不仅将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由“哲学思辨”层次上升到“科学实证”层次，而且发现三五生成、消长对称、正反相抵、顺逆转换、物极必反、渐变突变、分浑交替、差异永存、性状无穷等另外九大规律，与之合称世界十二大规律。现在，以上述十二大规律为基础，行将创立第四门新学科“哲理科学”。这将是一门可以超越所有科学、进入一切研究领域的大科学。

据《科学的边缘》（徐纪敏著，学林出版社，1987）一书记载，在世界科学史上，由中国人创立的新学科只有三十余门。创立新学科在绝大多数人看来也许无法想象，然而对于孟凯韬而言，只是“将脑海里的东西搬到纸上而已”。自1986年至2009年，平均8年创立一门新学科；行将创立的哲理科学，如果就研究领域而言，其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学科群。

孟凯韬已经创立的三门新学科和行将创立的第四门新学科，深受钱学森先生的启发和引导，是与钱学森科学思想一脉相承的。其中，思维数学对应于钱老所倡导的思维科学；哲理数学对应于钱老所倡导的系统科学；阴阳五行数学对应于钱老所倡导的人体科学；哲理科学对应于钱老所倡导的大成智慧学。反对中医西化，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医现代化，是钱老生前提出的奋斗目标。基于孟凯韬的研究，完全可以达到这一目标。阴阳五行数学与中医学相结合，不仅使古老中医文化与现代科学贯通，而且使复杂问题变简单。它同时使隐性的东西变成显性的东西，使原来靠思辨的东西变成用公式推导的东西，使原来凭经验的东西变成有规律可循且具有可操作性的东西。基于它的相关中医应用软件用于临床，还使得除了诊断外，都可借助电子计算机，从而实现人机结合的中医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现代化。如果以阴阳五行数学和世界十二大规律为基础，重新构建中医理论体系，更将使中医学像数学那样严密而跻身现代科学行列。

（一）文化背景

孟凯韬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精通算术和中国传统文化，早年从事教育工作，曾任教于师范学校，后创办晨钟小学并任校长，1986年逝世。逝世前几年曾受聘于周至县政协文史馆。兄长毕业于西北工学院。父兄的熏陶及影响，使孟凯韬从小善于独立思考，厌恶人云亦云、随俗浮沉，凡事都要搞个究竟。在学业上全面发展、兴趣广泛，尤其擅长数学、文学和美术。1961年参加高考时，先报考理工类，由于准备报考美术学院使其他课程的复习受到影响，在高考前10天改为报考文史类，而以高出高考录取分数线28.2分的成绩考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翌年，由于在中学阶段就有所发明创造，破例获准由历史系转入数学系学习。虽然由于科学研究，在文学和美术方面并未进一步发展，然而中学阶段打下的基础却决定了孟凯韬走上研究交叉学科的创新之路。将数学与美术、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相结合，也使孟凯韬创造了“新概念五行图”、“象数结合世界全息太极图”和“天人相应圆运动图”，分别揭示出丰富、深刻的思想。世界十二大规律就是从“象数结合世界全息太极图”上发现的；“天人相应圆运动图”则将“圆运动的古中医学”的思想浓缩在一张图上。

另一方面，孟凯韬在骨子里充满浩然正气，惟真理是求，刚直不阿、敢于直言，不为名利所惑，不为权势所屈，遇不平必据理力争而不忍气吞声，见不平必仗义执言而不袖手旁观，也决定了他“文化大革命”中出于为刘少奇、邓小平鸣不平的动机，在中央文革接待站贴大字报质问陈伯达、江青，并对比地颂扬周恩来；从20世纪90年代起又与学术腐败和将矛头指向钱学森先生的极左势力及其后台进行长期不懈的斗争。因此，他长期处于逆境之中，几乎所有成果无不出于逆境中。而且，成果愈大所经历的磨难也愈大。时下，学术腐败愈演愈烈，行贿受贿几乎成为公开的秘密。孟凯韬坚守自己的本分，既不行贿又不受贿，更无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自然成了“另类”。因此，几乎无事没有阻碍，不得不用几倍于用于科学研究的时间排除各种阻力。

（二）早年的著述和发明创造

孟凯韬1958年在陕西省周至中学上高一时创造“数学仪”；在陕西师范大学数学系学习期间创造“群线型计算尺”；1966年10月，因反江青身陷囹圄，在蒙受政治迫害期间写成《同心圆弧系论》；1970年独立承担国家科研任务，国家财政部拨给科研经费1万元，至1973年根据《同心圆弧系论》先后创造“六位测绘计算盘”、“乘除计算盘”、“乘方开方计算盘”、“优选试验点计算盘”和“旅游计算盘”；从1974年起开始研究、撰写《农业实用图算》，1978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年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青年数学工作者孟凯韬编著的〈农业实用图算〉出版》，1980年获得陕西省科研成果三等奖；1980年由陕西科技出版社出版《乘除速算法》；1985年根据《同心圆弧系论》做出“世界通用区时及地方时钟表”等9项发明创造，获得中国专利；1986年由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多项式与多位数乘除开方新法》。

孟凯韬所作发明创造1970年列入国家科研计划是他直接进京汇报的结果。1969年11月，孟凯韬在陕西延川插队锻炼半年后，得到县上领导的支持，获准直接进京汇报。先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受到当时负责抓革命促生产的著名数学家关肇直的接待，关肇直安排著名数学家万哲先审查孟凯韬的理论。经科学院介绍，孟凯韬又去海军司令部、空军司令部、炮兵司令部和总参谋部测绘局汇报，最后经总参测绘局与轻工业部协商列入国家计划。之后，孟凯韬即被借调到天津专门从事研制工作，直至1973年底完成科研任务。在此过程中，孟凯韬又经万哲先介绍，前往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和孙克定住所请教。1984年还得以与著名科学家茅以升见面，并在此后收到茅以升的信。

孟凯韬1973年底完成科研任务后，还未返延川即被延安地区科技局借调到地区从事优选法推广工作。名为延安地区优选法推广办公室秘书，实际代行主任职务，主持办公室工作，将组织工作与宣讲工作集于一身。1975年到西安参加优选法推广会议，在主席台上再次见到华罗庚，并在延安送别华罗庚。

孟凯韬结束优选法推广工作回到延川，被分配到延川县科技局。因对局长挪用省上拨给他的科研经费提出异议，被排斥于专业工作之外，成为“下乡专干”，因得县委书记雷增寿器重，被调到书记蹲点的永坪战区做秘书。当时，陕西师范大学人事处曾商调孟凯韬回母校任教，但县委组织部卡住不放。陕西人民出版社拟出版孟凯韬所著《农业实用图算》，要求孟凯韬到西安定稿，他们也不批准。后来，孟凯韬利用回家乡周至探亲、途经西安的机会，去出版社定稿，但由于工作量大、超了假，出版社特别出具了证明。孟凯韬返回延川后，局领导要他写检查，声言要批判、处理他，他据理力争、拒不检查，只写了个说明书；局长要扣他的工资，被时任会计顶了回去，才未造成事实。1977年，延安地区科技局拟推荐孟凯韬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局领导也拒报材料。该年年底，新华社记者郭超人（后任新华社社长）对孟凯韬的报道在新华社《内参》发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做了“这样的同志应该受到表扬”的批示，并经国家科委副主任蒋南翔传达给陕西省领导。1978年，陕西省领导向全省通报传达了方毅的批示，点名批评了延川县某些人，并在省科学大会前夕给延安地区增加一个指标，指明要孟凯韬以先进个人身份出席。省科学大会之后，省上领导李登瀛、李尔重等，又批示解决孟凯韬的工作问题，陕西师大老校长郭琦闻讯，即调孟凯韬到他任党委书记的西北大学任教。

孟凯韬到西北大学任教伊始，由于他的事迹已广为人知，学校在1979年调资时，在2%的指标内给他调了一级，但因此引起一些人的嫉妒，结帮孤立他这个“外来户”。好景不长，又使他再次陷于逆境。特别是在职称问题上长期受压。当时投稿给西北大学学报，也被退。孟凯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秉性，使他索性拒绝副教授职称，直到1993年省上领导破例特批他由讲师直接晋升为教授。陕西省原副省长、时任省政府特邀顾问、著名玉米专家林季周，从1985年至1993年关注孟凯韬的研究达八年之久，仔细读过孟凯韬写给他的每一封信，在多次批示无果的情况下，省职称改革领导小组最后在他主持下，特批孟凯韬由讲师直接晋升为教授。然而，1992年孟凯韬已荣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是唯一以讲师身份获得该津贴者。学报退稿，孟凯韬心里不服气，就写信向钱学森先生请教，于是得到钱老的器重，成为他人生重大的转折点。

（三）思维数学的创立

孟凯韬早年的著述和发明创造或为孟凯韬提出的新理论、新方法，或为孟凯韬根据自己的理论所作的发明，就其创造性而言，还属于有前人工作可供借鉴的继发性创造；就其规模而言，只属于涉及某一个或某一方面问题的专题研究，尚达不到学科层次。及至创立思维数学，则发生质的飞跃，已达到原始创新层次。正如著名数学家赵慈庚教授和王梓坤院士代表思维数学鉴定委员会签署的鉴定意见所说：“思维数学是西北大学孟凯韬先生在毫无前人工作可供借鉴的情况下独自创造的。据我们所知，他著的《思维数学引论》也许是国际上第一本关于思维的数学专著。在中国数学史与思维科学史上都是一个重要事件，它无疑地是新生事物。但因其是新生的，便不能十全十美，还要经过考验。它的进一步完善，将可能是由中国人首先提出的又一重大数学理论。”

“思维数学”是一门用数学方法研究思维的品质和规律以及思维成果的创造和评价的科学，是思维科学与数学的交叉学科。它发端于“思维链”的研究。孟凯韬研究“思维链”原出于借以研究精神产品的价值的动机，曾写成《思维链及其在精神产品评价中的应用》。因以该文向西北大学学报投稿被退，不服气，乃写信向钱老请教，得到钱老的指点，转而用于思维科学的研究，而使思维数学得以建立。它沟通了思维与数学的联系，对于评价思维品质和智力活动及其成果提出系统性评价方法和计算公式。其中的“广义距离”概念和基于斯的“广义距离综合分析法”可以用以解决超大系统的定量比较问题；其中的“自然集合”概念是哲理数学的发端。

在思维数学创建过程中，钱老曾于1988年和1989年两次接见孟凯韬，和孟凯韬交谈过7个多小时，对于孟凯韬此后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钱老除亲自审阅、批改孟凯韬的论文外，还转给汪培庄、赵红州等著名学者，为孟凯韬牵线搭桥、寻觅知音。在“思维数学”不被理解的情况下,钱老还力排众议．1989年 8月24日, 他在致戴汝为院士的函上曾写道：“ 西北大学数学系孟凯韬同志的工作不该注意吗? ”在参加全国政协常委会议期间，钱老还专门与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先生讨论过“思维数学”。因此，苏老1990年10月15日给孟凯韬的信中称：“欣悉尊著即将问世, 我辈能够学习这门科学, 何幸如此之举!”又说,“关于什么叫‘思维数学’的问题,去年在京参加政协常委会时,曾和钱老学森讨论过一番, 使我体会到这门科学并非我过去所认为的Metamathematics (元数学, 数理哲学)。”1994年4月3日，《科技日报》在“名家剪影”栏目刊发记者所写的报道《在磨难中成长·思维数学家孟凯韬》，钱老看后还特地写信向孟凯韬表示“感到十分高兴!”之情。

如上所述，著名数学家曾对“思维数学”给予高度评价。新华社1995年12月1日还向全球播发了《孟凯韬创立思维数学——中国数学家又一重大贡献》。然而，由于在学术界行之已久的“同行评议”只适于存在同行专家的传统学科，而不适于同行专家根本不存在的原创性研究，因此，“思维数学”1993年仅获得陕西省教育委员会科技进步一等奖。

当然，思维数学研究并未因此终结。以哲理数学和世界十二大规律为基础，重新构建思维数学理论体系，是孟凯韬计划之中的工作。

（四）哲理数学的创立和完善

继思维数学之后，孟凯韬又在钱学森、苏步青先生鼓励和支持下致力于数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1999年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哲理数学基础》，首次提出“哲理数学”（2004年获得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5年和200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哲理数学概论》及其修订版，进一步完善哲理数学。

哲理数学是一门研究自然、社会和人生在深层及在宏观上存在的联系和数量关系的科学，是一门具有前瞻性和大跨度、多交叉的整体科学，还是一门与传统数学根本不同的新数学。它区别于传统数学的本质特征在于，实现了哲学思维与数学思维、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整体观念与分析方法、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有机结合。它的功能也与传统数学有所不同：传统数学主要给人们提供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它则提供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给人们以智慧上的启迪。它除了得到钱学森、苏步青先生的首肯外，还被包括哲学大家、国医大师和复合型科学家在内的十余位著名专家认为属于“原创性重大成果”；还有专家认为，“最高的自由与最高的理性可能具有最高的综合，这就是哲理数学”。

传统数学经过由算术到代数、由常量数学到变量数学、由必然数学到或然数学、由明晰数学到模糊数学等四次革命的洗礼，虽然应用范围在逐步扩大，然而未能摆脱“排中律”的羁绊，始终坚持“非此即彼”而排斥“亦此亦彼”，可是现实世界中的事物绝大多数都是亦此亦彼的，“非此即彼”只是一种极限情况，因而对于绝大多数事物不是无法进行研究就是偏离它们的本来面目、得出错误的结论，所以在应用上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同时在逻辑上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罗素悖论就是传统数学无法逾越的鸿沟。罗素悖论提出100多年来，虽然不少数学家进行不懈的努力，但只能规避罗素悖论而不可能真正解决罗素悖论，及至哲理数学打破“排中律”的桎梏，指出事物是可以亦此亦彼的，指出了矛盾的对立与统一，才从根本上解决了罗素悖论。因此，涉及“罗素悖论”的有关公开评论称哲理数学是“数学史上第五次革命”。

数学经过前四次飞跃，虽然应用范围在逐步扩大，但依然对具有“亦此亦彼”的属性的事物无能为力。譬如作为中医核心概念的阴、阳永远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阴阳离诀就意味着死亡，所以，传统数学根本无法用于中医学的研究。哲理数学冲破排中律的桎梏，使得数学既可研究“非此即彼”的事物，又可研究“亦此亦彼”的事物，就从根本上克服了传统数学的局限性，使得数学思维可以进入包括中医在内的一切研究领域。因此，哲理数学较之传统数学而言，是比前四次飞跃更大的一次飞跃。这次飞跃也使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被沟通，使得人文社会科学也和自然科学一样可以进行定量研究。

哲理数学发端于阴阳五行的数学理论的研究。开始只有苏老和钱老给与肯定和支持。苏老说：“对于这项几千年来一直处于定性和思辨阶段的阴阳五行学说进行根据哲学原理和数理逻辑的探索，以期达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目的，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希望在成功的基础上精益求精，做出更好的贡献。”;钱老说：“从我对系统学中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观点来读您的理论，感到您的研究之意义在于，揭示了阴阳五行说的局限性”，又说，“苏老刚从北京开完全国政协八届常委三次会议回沪就给您写信，要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很有意义的”。后来情况逐渐发生变化：从1994年起，得到著名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赵慈庚先生和哲学泰斗张岱年先生的关注和支持；从1995年起，得到著名哲学家谢韬先生、中医学家吕炳奎先生、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冯征将军、著名力学家和航空教育家季文美先生、科学学家赵红州先生的关注和支持；从1997年至1999年，国学大师陈立夫先生曾8次来信给与关注和支持，并在《哲理数学基础》付梓前坿该书题签一件。赵慈庚先生1994年11月22日对孟凯韬所撰《阴阳五行数学及应用》的评审意见中指出：“本文开辟了一条研究中国古典文化的新路，在国内是首创，国外绝不能有这样的研究。说这是有国际水平的论文，亦无不可。”可是，哲理数学研究并不为掌握学术评价权的“专家”们所理解和支持，因而没有任何经费来源，只能靠业余兼课勉强维持。最后，得到学校分管财务工作的副校长王拴才的同情和支持，向学校借款，使《哲理数学基础》得以出版。

《哲理数学基础》出版后，情况逐渐好转。一是得到科技部的重视，从2000年至2009年，哲理数学及其应用研究先后纳入国家攀登计划特别支持项目、国家重大基础研究前期研究专项和国家973计划；二是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重视，孟凯韬从2003年至2012年被聘任为国家基金委中医药重大研究计划评估专家和重大研究计划项目终审专家组成员，是其中唯一非学医出身的专家；三是得到哲学界和中医学界许多著名专家和一些复合性科学家的肯定和支持，如著名哲学家黄顺基、桂起权，中医学和中医哲学专家邓铁涛、陆广莘、沈自尹、王永炎、陈凯先、李恩、刘振华，复合型科学家涂序彦、何华灿、余宗森、杨炳忻等，《哲理数学基础》也因此于2004年获得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可是，就在整个科学界而言，孟凯韬的处境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因为哲理数学横跨自然科学、数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广，非任何一个只擅长于某一个研究领域的专家所及，甚至远远超出他们的研究范围，尤其是，阴阳五行依然被许多人视为“封建迷信”。症结在于，人们秉持西方的观念，将五行视为五种物质，殊不知按照中国气一元论的观念，五行是指五种气，是阴阳二气周期性相对变化的五个不同的阶段。因为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于，西方注重结构与成分，中国则注重功能与作用，所以中国对于五行的应用也只虑及它们的功能与作用，即：木气具有疏泄作用；火气具有宣通作用；土气具有运化作用；金气具有收敛作用；水气具有封藏作用。不论是对于什么事物，都按照这五种作用将其纳入五行的框架，因此，阴阳五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渊薮。这完全是唯物的，何封建迷信之有？

（五）阴阳五行数学的创立和完善

哲理数学发端于阴阳五行的研究，建立之后又反馈于阴阳五行学说的研究，从而导致了阴阳五行数学的建立。孟凯韬关于阴阳五行数学的专著，迄今已有三个版本问世：2007年和2009年分别由科学出版社出版《阴阳五行数学及其在中医学上的应用》初版和修订版；2009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阴阳五行数学与中医辨证论治现代化》。《阴阳五行数学及其在中医学上的应用》的出版，标志着“阴阳五行数学”作为“哲理数学”的分支学科得以建立。从《阴阳五行数学及其在中医学上的应用》到《阴阳五行数学与中医辨证论治现代化》，标志着阴阳五行数学的研究向前迈出三大步：第一步，与中医基础理论相结合，可以对其进行圆满的数学诠释；第二步，与应用相结合，推出“阴阳五行生理公式”，揭示出人体生理活动的普遍规律，由之既可以从逻辑检验的角度对中医的治疗方法进行严格的数学论证，又可由“既病”推断“未病”和推导处方（包括反推经典处方）；第三步，与电子计算机相结合，可以利用电子计算机由“既病”推断“未病”和推导处方。这样一来，不仅对中医学赋予现代科学特征，使之有可能跻身现代科学行列，而且使复杂问题变简单，使隐形的东西变成显性的东西，使原来靠思辨的东西变成用公式推导的东西，使原来凭经验的东西变成有规律可循且具有可操作性的东西，从而为中医辨证论治规范化和现代化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孟凯韬进一步解决了如何借助软件由“四诊”信息确定证候和根据症状确定疾病等问题，因此可以非常肯定地讲，基于孟凯韬的研究，除了诊断外，都可借助计算机，从而实现人机结合的中医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现代化。

就研究本身而言，阴阳五行数学是孟凯韬所有研究中进展最快的，也是其中成效最显著的，距离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有一步之遥，只是需要将已经成熟的构思付诸实践而已。然而，即将取得最后的成功，从2000年至2009年一直得到科技部大力支持的情况则由于人事更迭发生逆转，经费来源嘎然断绝！从研究伊始迄今，人为的干扰就像一个幽灵将它笼罩，始终挥之不去，经费来源断绝又在雪上加霜，这一步之遥则犹如万丈深渊相隔，可望而不可及！

2003年，孟凯韬就此申请国家973计划，在网上初评时就被否定，由于国家主席胡锦涛关注，得以起死回生。当年7月31日，前总参政治部主任冯将军将孟凯韬写给中央的信面呈胡主席；8月11日，孟凯韬就接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关于他们受科技部基础司委托，拟重新组织专家对他的研究进行评审的通知；8月18日就召开了评审答辩会。因为孟凯韬的研究的原创性得到与会专家的充分肯定，故于2004年作为独立课题列入国家973计划，资助额度为100万元。因此，自2005年至2009年，孟凯韬先后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哲理数学概论》（初版和修订版）和上述三本阴阳五行数学专著，不仅进一步完善哲理数学理论体系，而且使“阴阳五行数学”作为哲理数学的分支学科得以建立，同时在中医现代化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2008年8月20日下午，孟凯韬去看望著名哲学家谢韬先生，向他汇报了研究进展情况，并给他演示了借助“基于阴阳五行数学的辨证论治辅助系统”软件利用计算机由“既病”推断“未病”和推导处方，他看后兴奋地说：“真了不起！真了不起！”他说，“我和吕炳奎等中医界高层领导及许多名老中医都有交往并曾探讨过中医现代化的问题。但中医现代化到底是什么样子，谁也说不清楚，谁也拿不出个方案来。原来我想中医现代化是三十年以后的事，现在你孟凯韬已经实现了。真是功德无量！虽然还要发展，还需要不断完善，但你已奠定基础，谁也不能脱离这个基础，只能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虽然不能说这是绝后的，但至少在二十年内没有人能取代你孟凯韬的位置。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是历史性突破，是中医现代化的开端！你孟凯韬做到了中国人几千年没有做到的事情，是历史伟人！”

孟凯韬以对于阴阳五行数学的原创性贡献，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信任，完全凭此而非头衔等其他任何非学术因素跻身于国家基金委中医药重大研究计划评估专家和重大研究计划项目终审专家组成员行列，该计划2006年中期评估，只有4位评估专家，孟凯韬是其中之一；2012年结束评估，有15位评估专家，孟凯韬依然是其中之一）。孟凯韬的上述研究投入不到100万元，在整个项目中经费占不到三十分之一，但所出版的专著就字数而言，超过其他课题的总和，而且全系开创性专著。遍观国家重大研究计划支持的中医研究项目，极少有像他这样取得突破性进展的。

上述国家973计划独立课题2009年9月进行验收时，专家组作了公正的评价，称：“阴阳五行数学使几千年来一直处于定性和思辨阶段的阴阳五行学说上升到科学层次，使复杂问题变简单，使隐性的东西变成显性的东西，使原来靠思辨的东西变成用公式推导的东西，使原来凭经验的东西变成有规律可循且具有可操作性的东西，不仅具有逻辑上的严密性，而且具有理论上的统摄性；除了理论上具有原创性外，在应用上最大的创新点是由阴阳五行数学中有关定理推出‘阴阳五行生理公式’，用数学方法再现了中医所说的人体生理活动的规律；其二，是创造了对中医的治疗方法进行逻辑检验的方法；其三，是创造了由‘既病’推断‘未病’和根据诊断和推断结果选药组方的方法及技术手段；所有这些，对于中医的发展都可能具有帮助。”

按照上述结论，孟凯韬理应继续得到支持，然而，该课题结题后，孟凯韬再未获得任何资助。其症结在于，一位工程院院士从中作梗，公然妄言：“阴阳在临床上还有用，五行没有什么用处”，并以此为据污蔑孟凯韬的研究“走到了死胡同”。遗憾的是，这位院士竟不知五行是五种气，是阴阳二气周期性相对变化的五个不同的阶段，而不是五种物质；不知中医学是以功能和作用的研究为主体的医学，中医对五行的运用也只虑及它们的功能和作用（即：木气具有疏泄作用；火气具有宣通作用；土气具有运化作用；金气具有收敛作用；水气具有封藏作用），不论是对于人体还是中药都是按照这五种作用纳入五行的框架，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研究人体脏腑之间、药物之间，以及药物对人体的作用！

（六）世界十二大规律的证明和发现暨哲理科学的发端

孟凯韬半生历尽坎坷磨难，然而磨难则使他在科学上做出一个个开创性贡献，以亲身经历一次又一次印证了物极必反规律。2009年3月21日和10月31日冯征将军和钱学森先生相继逝世，孟凯韬悲痛欲绝；在工作上又受到学霸打压；2010年8月又因药物中毒，罹患5个月：各种磨难接踵而至。然而，经过中医的妥善调理，孟凯韬病愈后则出现“指甲全部更新，头发由白变黑、变密（这意味着肝肾功能恢复如初），前列腺和血脂恢复正常”等“返老还青”征象，罹患18年之久的鲍温病（皮肤癌）也告痊愈，而且思维较前更加敏捷，行文不假思索，精力和工作效率绝不亚于40多岁的人。在病中，孟凯韬甚至连搞科研都不敢想，康复后思潮如泉涌，亦如同雨后春笋，一发而不可收，世界十二大规律就是在这种状态下被证明和发现的。

孟凯韬经过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些规律将哲理、数理、物理、生理、病理、医理、事理等融为一体，可以贯通自然、社会与人生，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与思维科学的联系；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学、医学等学科都可以找到它们的例证；小自用现有的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大到国家战略决策，都可以用它们进行研究，并会立即做出正确判断。于是产生“哲理科学”的构想，即用上述十二大规律审视属于哲学层面的一切问题，借以破解世界的奥秘，揭示事物之间的深层、内在联系，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由原来“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跃向“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从而使人们的智慧得到启迪，自觉地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逐步由“必然王国”过渡到“自由王国。从2012年8月起，孟凯韬已开始哲理科学的开创，截止于2012年12月，已写成《哲理科学概论》前八章初稿，约10余万字。与此同时，孟凯韬用这些规律审视历代中医名家的临床经验和相关论述，截止去年11月已从中抽象、提炼出49个定理，但研究仅仅是个开端，估计最终会达到上百个甚至更多。这样一来，完全可以将中医临床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因此，可以设想，如果以阴阳五行数学和世界十二大规律为基础，重新构建中医的理论体系，那么，将使中医学像数学那样严密而跻身现代科学行列。然而，此项研究既得不到国家的支持，也得不到学校的支持，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因为孟凯韬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与学术腐败进行不懈的斗争，所以在西北大学一直生活在夹缝中。他是西北大学唯一不是博士生导师的二级教授。以他为所长的西北大学哲理数学研究所是经2000年12月25日西北大学党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成立的、有2个科研编制的实体性科研机构。然而，偌大一个西北大学竟无它的立锥之地。自成立至今，他既无办公室又无助手，只能集“帅、将、兵”于一身，孑身惨淡经营，事无大下都得亲力亲为。在他原创性成果频出的情况下，学校两次强行将他退休，又在釜底抽薪。

1970年，他首次独立承担国家科研任务时，国家财政部拨给他1万元经费，是他当时月薪的213倍。时间向前推移了43年，他的开创性著述逾400万字，然而，却由于被退休，现在竟得不到任何支持！不仅他所开创的事业难以传承，而且现有的研究也难以为继。这充分暴露出现行评价体制和人事管理工作存在的弊端和学术腐败及学霸当道的巨大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