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

研究方向：

从事公共经济理论和财政制度与政策的教学与研究。

承担的科研情况：

1．《苏锡杭三市外向型经济比较研究》，主持，1987年，杭州大学立项。

2．《新时期我国财政与银行关系的协调》，主持，1989年，杭州大学立项。

3．《证券市场与货币调控》，D-9319051，参与，1993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

4．《分税制条件下浙江地方财源建设》，参与，1995年，浙江省教委立项。

5．《韩国财政政策研究》，X-9586190，281060-U09804，主持，1995年，杭州大学韩国研究所立项。

6．《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财税对策研究》，主持，1995年，浙江省财政学会立项。

7．《浙江财税、投资体制改革研究》，X-9717009，主持，1995年，浙江省体改委立项。

8．《浙江区域财源建设研究》，主持，1996年，浙江省财政学会立项。

9．《百课工程—财政学课程建设》，0011，主持，1996年，杭州大学立项。

10．《“两保两挂”扶贫机制研究》，教-9719301-2177，主持，1997年，浙江省教委立项。

11．《浙东三市与苏南三市财源建设比较》，主持，1997年，宁波市财政局立项。

12．《“两保两挂”政策的历史学思考》，主持，1998年，浙江省财政厅立项。

13．《浙江省投资环境改善研究》，201200-510104，201100-F49904，主持，1999年，浙江省政府立项。

14．《海峡两岸金融关系研究》，参与，200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

15．《财政学课程多媒体课件建设》，主持，2000年，浙江大学立项。

16．《发展型公共财政模式研究》，M95E20，主持，2000年，浙江省社科规划办立项。

17．《乡镇财政风险研究》，201701-20101，主持，2001年，宁波市财政局立项。

18. 《精品课程建设—财政学》，101000-573206，101000-365705，主持，2002年，浙江大学立项。

19．《县级国有资产营运机制研究》，201701-T20204，主持，2002年，浙江省财政厅立项。

20．《财政国库集中收付的比较研究》，101701-F00301，主持，2002年，浙江省社科联合会立项。

21．《杭州投资软环境评估体系研究》，101701-F00302，主持，2003年，杭州市政府立项。

22．《农业税转为农民社会保障税研究》，101701-S20301，主持，2003年，浙江省社科规划办。

23．《楼宇经济与地方财源研究》，201701-T20401，主持，2004年，西湖区招商引资办。

24．《研究生课程建设—公共经济学》，101000-542116，主持，2004年，浙江大学研究生院。

25．《中央分成的行政性收费管理研究》，101701-F40401，主持，2004年，财政部驻浙江专员办。

26．《面向公务员的公共经济学课程建设》，101000-544108，主持，2004年，浙江大学成教学院。

27．《房地产业发展与公共政策调控》，101701-T00501，主持，2005年，浙江省房地产业协会。

28．《外来务工人员地方公共产品供求状况研究》，101701-F00601，主持，2006年，宁波市公安局、宁波市财政局。

29．义务教育与地方财政体制研究，子课题主持人，200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0．省管县财政体制研究，1701S20601，主持，2006年，省社科规划办重大招标课题。

31．推进浙江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公共政策研究，2007年，101701J30799，主持，浙江省科技厅。

32．财源建设规划研究，主持，2007，宁波市江北区财政局。

33．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主持，2008，浙江省财政税务科学研究所。

34．政府对国投公司发展模式的选择，主持，2008，瑞安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5．财源建设政策评价与创新研究，宁波市镇海区财政局，2008.5～2009.3。

36．“三位一体”财政运行模式研究，浙江省财政厅，2009年。

37．“三位一体”模式下财政项目预算审核机制研究，浙江省财政厅，2009年。

38．农民工子女初中后教育阶段政策研究，SCG552，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2010年度立项研究课题。

39．建构市场型财政金融联接机制研究，浙江省“十二五”金融业发展规划子课题，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

40．合同外包引领机关后勤服务社会化研究，101701-T21001，宁波市机关后勤服务中心。

科研成果：

1、《农村税费改革可持续性问题研究》，浙江省社科联首届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理论研究类），2006年8月。

2、《财政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研究》，浙江省社科联首届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对策研究类），2006年8月。

3、《改善对来甬务工人员的公共服务研究》，浙江省财政学会颁发，全省财政课题成果评选一等奖，2006年12月。浙江省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学术进步奖。2008年3月。

资料更新中……

论文专著：

出版《中韩财政比较研究》、《公共经济学案例》、《公共经济学理论与应用》（教育部普通高校“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等专著和教材。累计发表论文100多篇，其中近半数在《财贸经济》、《经济学家》、《光明日报》等国内一级报刊发表，或为《新华文摘》、《财政与税务》（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出版专著：

1、简明基层领导学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2、中韩财政比较研究 学苑出版社 1999

3、公共经济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2

4、公共部门经济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3

5、公共经济学案例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4

6、民营经济与区域发展（第4辑）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

7、公共经济学理论与应用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发表论文：

1.《苏.锡.杭三市外向型经济发展比较研究》《杭州研究》1988年第5期

2.《改进亏损企业补贴办法之我见》《福建财政》1988年第9期

3.《中国封建社会的赋税减免》《税务》1988年第9期

4.《西汉赋税的经济作用》《税务》1988年第11期

5.《王安石变法理财的经验与教训》《税务》1989年第1期

6.《试论我国财政模式的选择》《四川财政研究》1989年第4期

7.《论国家公债的杠杆作用》《四川财政研究》1989年第6期

8.《“经济决定财政论”应当继续坚持》《四川财政研究》1989年第10期

9.《调整公债偿还政策刍议》《福建财政》1989年第10期

10.《关于个人收入调节税的若干思考》《税务》1990年第10期

11.《国债偿还高峰：成因分析与对策选择》《财金贸易》1991年第1期

12.《90年代我国公债政策取向的思考》《债事纵横》1991年第12期

13.《重塑企业流动资金管理体制的探讨》《当代财经》1992年第2期

14.《国营企业流动资金供应与管理体制研究》《杭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15.《开征证券交易税刍议》《财金贸易》1992年第5期

16.《小议国债的统计范围》《财会审》1992年第4期

17.《论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的目标与途径》《财贸经济》1992年第7期

18.《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原则的重新评价》《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学报》1992年第6期

19.《析政府职能转变》《经济学消息报》1993 年3月4日

20.《关于“国家财政向政府财政转换”之我见》《经济学消息报》1993年4月15日

21.《中国国债负担：实证分析与趋势预测》《财贸经济》1993年第5期

22.《财政模式的比较与选择》《经济研究参考》1993年第57期

23.《界定财政性信贷运行区域的理论探讨》《投资研究》1993年第5期

24.《国外证券课税的实践及其借鉴》《涉外税务》1993年第5期

25.《论财政改革目标模式的选择》《杭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26.《美国和日本的公债管理政策及其借鉴》《外国经济与管理》1993年第9期

27.《开征社会保险税的难点初探》《经济学消息报》1993年第51期

28.《日本财政投融资的经验及其借鉴思考》《亚太经济》1994年第2期

29.《政府应该为企业干些什么》《中外管理》1994年第6期

30.《增值税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途经》《税务与经济》1994年第4期

31.《增值税运行中的问题及其对策》《财经论丛》1994年第4期

32.《韩国财政政策及其对浙江的启示》《浙江经济》1994年第9期

33.《论新税制与分税制的偏差及协调》《财贸经济》1994年第10期

34.《理顺财政银行关系须解开十个“结”》《经济学情报》1994年第4期

35.《论高校财政专业课程体系的调整》《中国财政教育》1994年第6期

36.《正确认识个体户与知识分子的收入差距》《经济学消息报》1994年12月8日

37.《科学认识财政职能的内涵》《财金贸易》1995年第1期

38.《个人所得税流失问题研究》《涉外税务》1995年第7期

39.《教师收入偏低问题研究》《教育与经济》1995年第3期

40.《教师待遇不能再低了》《探索与争鸣》1995年第10期

41.《初探西方财政学的发展轨迹》《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学报》1995年第11期

42.《财政有偿资金规范化管理的构想》《财经研究》1995年第11期

43.《统一思想?培植财源?完善机制》《财政》1996年第6期

44.《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财税对策》《财经改革》1996年第1期

45.《经济学与道德应重新结合》《学习与思考》1996年第1期

46.《纳税人：既有义务也有权利》《杭州日报》1996年7月8日

47.《征税不阿私理财不徇情》《浙江财税与会计》1996年第9期

48.《从数字大写的由来说起》《浙江财税与会计》1996年第10期

49.《理财得人：国库渐充之关键》《浙江财税与会计》1996年第11期

50.《李自成无税纲领的成与败》《浙江财税与会计》1996年第12期

51.《浙江区域财源建设的战略构想》《浙江财税与会计》1996年第12期

52.《从韩非论“功”想到的》《浙江财政与会计》1997年第3期

53.《中国个人所得税流失的成因与对策》《中国研究》1997年3月号

54.《张居正对付租税逋欠有高招》《浙江财税与会计》1997年第4期

55.《诸葛亮理财的成功经验》《浙江财税与会计》1997年第1期

56.《论区域财源建设》《区域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

57.《柯尔培尔理财之得失》《浙江财税与会计》1997年第5期

58.《区域财源建设浅论》《浙江学刊》1997年第3期

59.《“中央穷地方富”的思考》《探索与争鸣》1997年第5期

60.《西方公共经济学的演变述评》《经济学情报》1997年第2期

61.《论财政职能的内涵与概括》《中央财经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

62.《从印花税的起源看税种设计》《浙江财税与会计》1997年第6期

63.《重生产救济轻财政赈给》《浙江财税与会计》1997年第7期

64.《挑战传统落后的征管模式》《经济生活报》1997年3月18日

65.《成由勤俭败由奢》《浙江财税与会计》1997年第8期

66.《实施平等关税推进自由贸易》《浙江财税与会计》1997年第10期

67.《亚当?斯密为何反对经济国有化》《浙江财税与会计》1997年第12期

68.《建立我国社会保障预算的构想》《财政研究》1998年第2期

69.《粗放型经济增长与财政困难互为因果》《中央财经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70.《改革?经验?教训》《财经研究》1998年第4期

71.《萨伊：课税应有利于增进国民道德》《浙江财税与会计》1998年第3期

72.《亚当?斯密缘何主张征收“通行税”》《浙江财税与会计》1998年第4期

73.《中日财政投融资差异比较》《现代日本经济》1998年第3期

74.《浙东与苏南财源建设的成功实践》《中国财政》1998年第6期

75.《专税专用的利与弊》《浙江财税与会计》1998年第6期

76.《从政府预算的起源说起》《浙江财税与会计》1998年第7期

77.《财政供应教育经费：弊在何处》《浙江财税与会计》1998年第8期

78.《合并后企业所得税税率形式的选择》《税务与经济》1998年第5期

79.《科学界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范围》《杭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80.《王莽始创所得税》《浙江财税与会计》1998年第12期

81.《中韩税收结构比较与借鉴》《亚太经济》1998年第12期

82.《如何认识“吃饭财政”》《财政研究》1999年第3期

83.《中韩消费税差异比较》《东北亚论坛》1999年第3期

84.《中韩增值税比较》《当代亚太》1999年第7期

85.《关于财政投融资范畴的几点认识》《浙江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

86.《从税改的成功和失败看新税的开征》《浙江税政》2000年第1期

87.《中韩行政管理支出比较》《东北亚论坛》2000年第1期

88.《中国财政学的革命》《经济学家》2000年第2期

89.《中韩关税差异比较》《国际贸易问题》2000年第5期

90.《推动教育财政发展的政策建议》《高等教育研究》2000年第4期

91.《浙江省投资环境及其改善研究》《财经改革》2000年第4期

92.《从“芝麻税”与“西瓜税”的转化说起》《改革月报》2001年第5期

93.《“吃饭”的财政原则》《经济学消息报》2001年 4月6日

94.《公债规模的“度”应当如何把握》《财经研究》2001年第10期

95.《话说我国的税收宣传》《浙江税政》2001年第4期

96.《试论经济学研究中数学方法的运用》《嘉兴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97.《论公债适度规模的评判》《经济评论》2002年第2期

98.《新税种的出台须慎之又慎》《经济学家》2002年第2期

99.《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支出格局的构建》《现代财经》2002年第4期

100.《公债适度规模评判指标的剖析及改进》《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101.《农业税能否转为农民的社会保障税》《南方周末》2002年6月13日

102.《公共选择学派的最优税制理论评价》《税务与经济》2002年第3期

103.《从公共财政角度审视农村税费改革》《财经研究》2002年第7期

104.《农村税费改革可持续性问题研究》《改革》2003年第2期

105.《摆脱黄宗羲定律需另辟蹊径》《经济学消息报》2003年6月13日

106.《我国国债资金投向研究综述》《经济纵横》2003年第7期

107.《政府介入心理卫生领域的理论分析》《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3年第8期

108.《国债资金真实投向的实证分析》《财经研究》2003年第5期

109.《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完善》《科技进步与对策》2003年第10期

110.《进一步完善我国消费税制度》《财经论丛》2003年第6期

112.《建议将农业税转为农民社会保险费》《农业经济》2004年第7期

113.《刍议以激励手段提升公民的纳税意识》《税务与经济》2004年第5期

114.《部门预算改革的一个新思路》《浙江学刊》2004年第6期

115.《“发票有奖”是创新吗？》《经济学消息报》2005年1月7日

116.《刍议我国社会保障税的开征》《集团经济研究》2005-8

117.《政府预算需要更多监督》《第一财经日报》2005-9-28

118.《“三农”急需解决的三个问题》《经济学消息报》2006-4-21

119.《浙江财政体制改革得与失》《中国新闻周刊》2006-16

120.《从江浙两省边界水污染案看负外部性的矫正》《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6-11-15

121.《“省管县”财政体制的几点思考》 《中国财政》 2006-06-05

122．《研究型大学经济学科办学理念的转变》 《光明日报》 2007.9.6

123．《改善来甬务工人员的公共服务研究》 《财政改革热点问题探索》 2007年7月

124．《提高课堂教学效果的途径》 《财政学理论探索与教学改革研究》 2007年9月

125．《公共预算改革：技术创新呼唤制度创新》 《财政学理论探索与教学改革研究》 2007年9月

126．《义务教育财政：“能否以省为主”》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7.1

127．《从江浙两省边界水污染案看负外部性的矫正》 《MPA教学案例汇编》 2007.9

128．《省直管县财政体制经济效应分析》 《中国公共财政改革：挑战与对策》 2007.3

129．《简评两种利润理论》 《社会科学报》 2008-2-21

130．《长达十年的财政支出改革缺少什么？》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8－2

131．《关于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的几点思考》 《经济经纬》 2008－2

132．《从课程体系演化看财政学专业办学理念的变迁》 《加强财政学科建设促进理论创新研究》 2008.8

133．《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中国1978～2005年数据的验证》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08.3

134．《浙江民营科技企业技术创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价》 《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 2008.6

135．《从性价比角度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 2008.6

136．《从性价比角度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财贸经济》 2008.10

137．《扩大内需财政先行》 《浙江经济》 2008.22

138．《从“块状经济”到产业集群》 《经济论坛》 2008.22

139．《从性价比角度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体制改革》 2008.12

140．《纯公共产品性价比直接问责初探[J]》《第二届“中国公共预算”研究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8.10

141．《从性价比角度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与税务》2009.1

142．《“三市场过滤模型”与廉租房制度的完善》《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9.1

143．《财政政策如何推动民营企业技术创新》《今日浙江》2009.2

144．《初探“就业创造标准”理念下的财政投资方向》《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9.1

145．《“省管县”财政体制的再创新》《浙江经济》2009.6

146．《刍议公共经济学在中国的兴起》《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9.3

147．《户籍地政府对流动人口的责任》《社会科学报》2009.9.24

148．《建构前向纠错与后向纠偏的预算控制系统》《财贸经济》2010.1

149．《浙江省管县财政体制创新研究》《地方财政研究》2010.3

荣誉奖励：

科研项目获奖：

1、《王安石变法理财的经验教训》，《税务》杂志颁发，优秀文章三等奖，1989年3月；

2、《试论我国财政模式的选择》，浙江省财政学会颁发，全省财政理论研究成果三等奖，1991年12月；

3、《增值税运行中存的问题及其解决途径》，《税务与经济》颁发，有奖征文二等奖，1994年9月；

4、《论新税制与分税制的偏差及协调》，浙江省财政学会颁发，全省财政理论研究成果二等奖，1996年3月；

5、《浙江区域财源建设的战略构想》，浙江省中青年财政研究会颁发，“财税改革”有奖征文二等奖，1997年1月；

6、《财政有偿资金使用规范化管理》浙江省财政学会颁发，全省财政理论研究成果二等奖，1998年12月；

7、《改革?经验?教训》，浙江省财政学会颁发，全省财政理论研究成果三等奖，1998年12月；

8、《科学认识“吃饭财政”》，浙江省行政事业财务工作研究会颁发，全省行政事业财务理论研究成果成果一等奖，1999年1月；

9、《如何认识“吃饭财政”》，《财政研究》颁发，“完善财政支出管理”有奖征文二等奖，1999年2月；

10、《建立我国社会保障预算的构想》，浙江省中青年财政研究会颁发，全省中青年财税理论研究成果二等奖，1999年10月；

11、《浙江区域财源建设的战略构想》，浙江省财政学会颁发，全省财政课题研究成果二等奖，2000年12月；

12、《中韩财政比较研究》，浙江省社科界联合会颁发，第二届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2001年1月；

13、《农村税费改革须以公共财政支出改革为条件》，“东莞杯”全国公共财政征文大赛三等奖，2002年1月；

14、《农村税费改革缘何步履维艰》，浙江省财政学会颁发，全省财政理论研究成果二等奖，2002年4月；

15、《中央分成的行政性收费：问题与对策》，财政部办公厅颁发，优秀调查报告二等奖，2005年7月。

教学项目获奖和荣誉称号：

1、杭州大学1994年优秀教学成果奖，杭州大学颁发，1994年9月；

2、第二次朱福忻基金教书育人二等奖，杭州大学颁发，1995年9月；

3、杭州大学校级优秀班主任，杭州大学颁发，1998年11月；

4、1998—1999年度优秀教学奖一等奖，浙江树人大学颁发，1999年9月；

5、“财政学：发展动态跟踪与教学内容改革”，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浙江大学，2000年；

6、青年时报杯“我最喜爱的浙江大学老师”，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办，2001年10月；

7、2001年度浙江大学优秀教师奖（深圳华为奖一等奖），浙江大学颁发，2002年3月；

8、财政学教学改革的探索和实践，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浙江大学颁发，2004年12月；

9、浙江大学优秀教师奖，浙江大学颁发，2006年；

10、被学生评为“我最喜爱的浙江大学老师”之一，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办，2007年；

11、获得“首届浙江大学名师奖”，浙江大学颁发，2008年；

12、获得“省级精品课程—公共经济学”立项，浙江省教育厅颁发，2008年；

13、获得“宝钢优秀教师奖”，宝钢教育基金会，2008年；

14、获得“全国MPA优秀教学奖”，全国MPA教指委，2009年。

媒体报道：

扩大内需，财政先行

——访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主任朱柏铭教授

【核心提示】四万亿的投资计划，扩大内需的强烈呼声，保增长的坚定决心，成为这一历史时刻最撩动人心的热点。11月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当前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措施，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这一新政的出台，不仅给民众带来了经济重振的信心，更引来了新闻界的一致关注。

2008年已渐进尾声，中国经济自救的呼声却是初显姿态。扩大内需、保增长、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系列果断、连续和强有力的政策措施，传递出中央稳定经济、保持增长的坚定决心和信心。积极的财政政策，也意味着1998年我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再度启动。宏观调控的背后，传递的是应对危机的坚韧信心。近日，本刊记者就中央扩大内需战略以及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一热点话题，采访了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主任朱柏铭教授。

记者：去年以来，全球扩散而来的金融风暴让中国经济遭遇了不小的冲击，近日中央出台相关政策，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意味着1998年我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再度启动。这两次宏观调控，在力度和实施策略上有着怎样的差异？

朱柏铭：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世界金融危机日趋严峻、中国经济遭受冲击的背景下，中央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使人很自然地想起10年前政府应对亚洲金融风暴的场景。1998年，中央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大量国债，增加公共支出，并且启动商品房、降息、提高出口退税率等组合拳以刺激经济。

目前面临的宏观经济形势与1998年高度相似：外有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动荡，出口环境恶化；内有投资下滑，消费不足。2008下半年以来的宏观调控与1998年的调控一样，都是以防止经济衰退为目的的。不过，这两次宏观调控有一定的差异：

从政策目标看，这次显得更加灵活。1998年的宏观调控强调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刺激内需；这次宏观调控的政策目标随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2007年底，为了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宏观调控目标定为“防经济过热、防明显通涨”；今年上半年，出口受阻、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等因素致使民营企业遭遇“寒潮”，宏观调控目标调整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控制物价过快上涨”；9月份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严峻挑战，宏观调控目标就锁定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从政策组合看，这次显得更加宽松。1998年的宏观调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次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1998年以来首次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至于财政政策，虽然都是用“积极”的提法，但是，扩张的力度超过1998年，不仅有4万亿元的投资，而且有以增值税转型为代表的减税。当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大量发行国债，增加财政支出，但没有明确提出要投入多大规模的资金。这一次估算出了具体的投资规模，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在当前更加开放的环境下，中国经济受外部冲击的影响较1998年更大。其中包括更大的资本流动规模、更大的外汇储备，更高的出口依存度。如经济的出口依存度，1998年只有18％，2007年上升到38％左右。

从政策工具看，这次显得更加多样。1998年的宏观调控，采用提高出口退税率、发行国债、连续降息、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等工具。为启动消费，还全面启动教育、医疗和住房的市场化改革。2008年的宏观调控，也采用了这些措施，但是也启用了以往不曾用过的手段，那就是减税。自明年1月1日起，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将减轻企业税负共约1200亿元。

记者：为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宏观调控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财政政策将从“稳健”转为“积极”，这一政策的推出，对改善当前的经济困境、社会民生具有怎样的积极意义？

朱柏铭：从2004年开始，财政政策由“积极”转为“稳健”。如今，再由“稳健”转为“积极”。这一转变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民生都有现实意义。

一般说来，当经济过热时，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更有效；而在经济低迷时，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因为利率下调的结果，虽然能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有助于扩大投资规模；但同时又会出现“流动性陷阱”。当央行增加货币供应量时（假定货币需求不变），资金的价格即利率就会下降，由此可以刺激投资和消费，从而带动经济增长。如果利率已经降到最低水平，此时央行继续增加货币供应量，人们也不会增加投资和消费，这样，单靠货币政策就达不到刺激经济的目的。启用财政政策，通过增加支出、削减税收，企业和居民会增加投资和消费。事实上，从7月份以来，中央已经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措施，如增加农业支出、调高出口退税率、鼓励居民购买住房、核准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我国投资占GDP的比重约为45%，即使未来两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保持在5%左右，到2010年4万亿元的新增投资，可拉动GDP增长约2个百分点。

这次国家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亮点之一是把促进经济增长与解决民生问题相结合。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社会建设以改善民生为重点。优先发展教育，扩大就业，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完善社会管理。从公共经济学角度看，这六大任务的实质是提供公共产品，而且大多是纯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通过财政来提供。目前财政也有较好的条件改善民生。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5.13万亿元，超过预算7200亿元之多，超出幅度高达16.4%。今年1－9月份全国财政收入4.9万亿元，同比增长25.8%；全国财政支出3.6万亿元，同比增长25.5%，收支相抵，财政盈余1.3万亿元。在这种情况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既能启动内需，又能改善民生。

记者：中央决定，今后两年多时间内安排４万亿元资金强力启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您认为，当前中央财政支持的重点应是哪些领域？

朱柏铭：从国务院近日出台的十项措施看，当前中央财政重点支持四个领域：一是加快发展住房、卫生、教育等民生事业，如保障性安居工程，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二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如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等。三是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如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加大对中小企业和技术改造、兼并重组的信贷支持，支持服务业发展，等等。四是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提高城乡低收入者的收入。五是地震灾区灾后重建。

记者：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外贸出口受阻，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应如何协调好投资和消费的关系？

朱柏铭：积极的财政政策，无论是增支还是减税，都能推动投资和消费。受传统节俭观念的影响，人们通常关注的是投资，消费容易被忽视。正确的思路应该是以投资带动消费，以消费促进增长。

就目前看，最值得关注的依然是住房。住房究竟是投资还是消费，本身是有争议的。一般来说，购买住房属于消费行为。购买一套住房，就会花费消费者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积蓄，巨额的消费支出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很大，因为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大约1/4，房地产对相关行业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最多可影响60个行业的发展。

有人担心鼓励住房消费会进一步提升房价。从大局看、动态地看，商品房价格偏高并不是十分严重的问题。以杭州为例，近十年来，杭州市委、市政府提供了大量地地方性公共产品，如拓宽道路、清淤内河、美化外墙、清理卫生死角、增加公共绿地、安装健身设施、整治背街小巷等，经费来源主要是土地出让金等收入。某种意义上说，高房价意味着富人又向政府缴纳了一笔“城市维护建设税”，政府将这笔“税”用于市政设施的改善，所有市民均能受益。至于房价偏高，低收入者只能“望房兴叹”。这个问题需要通过建设安居房、规范税费等手段予以解决。

记者：扩大内需必须满足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提升消费能力”。您认为，政府应如何通过适当的财政政策，在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时，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

朱柏铭：所谓消费能力，简单地说就是吃得起、用得起、买得起。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消费将进入快速增长期。2007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2456美元，但最终消费率不到50%，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8个百分点。尽管如此，近五年，我国消费年均增长13.1%，2007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首次超过投资，成为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中贡献最大的一项。

政府提升消费能力要分层次，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对于高收入阶层，要鼓励他们买房、买车，还要鼓励他们消费奢侈品，如顶级的服装、鞋帽、珠宝首饰、高档手表、高档皮具、香水等等。据悉，2004年，中国的奢侈品消费额占全球总量的11%，若以现阶段10%左右的年增长速度推算，到2014年，中国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市场，占全球总量的23%。政府对于高收入者的消费，除了支持国产名牌产品的生产之外，不必有太多的财政支持，更多的应当是鼓励和提倡，改变传统观念。

对于中等收入阶层，应该采取减税措施。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工资薪金收入2000元的免征额还应该进一步提高。那些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通常都有一个较稳定的中产阶级，这个阶层的人群既有稳定的消费倾向，又有一定的消费能力。随着其消费结构的升级，他们将成为推动社会消费不断增长的主要力量。

对于低收入阶层，要改进公共医疗体系、改革养老金制度，妥善安置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失业人员。城镇低收入者和农村居民消费不足是当前扩大消费的一个障碍。他们之所以将钱袋子捂得紧紧的，是因为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上学、就医、养老三大预期支出过大。因此，要发展服务业等产业，增加他们的收入，并增加财政补助支出，让他们有钱可花；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让他们敢于花钱。

记者：有消息称，交通运输部门正在酝酿一个未来3～5年内投资5万亿元的计划，有望拉动内需、促就业。专家称“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拉动内需远比财政赤字重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确实是拉动内需最简便、最快速的一种手段，也是“保增长”最现实、最有效的一种措施。但是，任何手段、措施都必须把握一个度。您认为，中央财政应如何把握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

朱柏铭：就目前来说，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确实是拉动内需最简便、最快速的一种手段，也是“保增长”最现实、最有效的一种措施。但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需要注意两点：

一是需求与供给的关系。1998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发行国债建设基础设施。其实，有些地方并不需要建宽阔的大路，但是，既然中央有国债“转贷”资金，那些地方也纷纷申请上马投资项目，建成后的收益并不明显。对经济的作用仅局限于账面上投资数额的增加，创造财富的并不多，体现不出连锁效应。这次基础设施投资，应该吸取教训，遵循“需求决定供给”的原则。

二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应包揽基础设施投资，那些经营性的基础设施应该更多地通过市场方式去投资，政府承担公益性的项目。自1992年以来，浙江的公路面貌焕然一新，就是依靠“四自公路”的结果。即便是铁路，金温铁路的建设也是政府与市场合作的结果。

强调这两点，既是出于投资效率的考虑，也是出于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不能过大的考虑。

记者：中央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方面要夯实民生，另一方面也要重塑企业信心。对此，您认为，政府应如何通过适当的措施鼓励企业改革创新、走出逆境？

朱柏铭：自今年年初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许多措施，鼓励企业自主创新、走出困境，如提高出口退税率、停征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发放财政补贴、帮助企业用足优惠政策、筹建小额贷款公司、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等。这次实行增值税转型，有助于企业加快投资设备的更新，推动技术进步。实际上，政府还可以采取一些扶持企业发展的措施，如将大额采购合同和采购任务分成若干部分实行招标，使中小企业能够有更多参与投标竞争的机会。

然而，按照公共财政的理念，政府财政与企业之间的耦合不能太紧。多年来，各级政府对民营企业在土地、税收、金融等方面实行政策性扶持，导致民企对政府的依赖性增加。去年下半年以来的经济“寒潮”固然厉害，但是，一些企业的“体质”实在太差，这是一蹶不振的根本原因。据我了解，深圳市很多高新技术企业几乎没有受到冲击，因为它们都是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路子，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很强。与此相反，从珠三角到长三角，那些没有技术含量的企业就纷纷“感冒”、“发烧”。

政府对企业提供的财政支持，不论是直接的减税、贴息还是间接的抵扣、退税，都要围绕创新、转型这个中心。对于那些该淘汰的落后企业，就不必为了GDP而出手相救。当然，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是不能放松的。

来源：《浙江经济网》2009年总第4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