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宗教学家任继愈先生最近在《光明日报》撰文《汉字识繁用简的必要与可能》（2006年5月17日第二版）。该文因载于《光明日报》二版头条，又被《文摘报》（2006年6月11日第6版）摘编，而有些影响。笔者阅后不太同意任老先生的意见。子曰：“余非好辩也，余不得已哉”。是故与任老商榷，并向方家请教。

首先便是此文标题的含混性。汉字的使用一般只有两种情况，一是看别人写出来的或印出来的东西（如文章等，网上的文字、电影电视字幕等也可归入“印”）；二是自己写东西（如文章、日记等。用电脑打字也可归入“写”）。看别人写的（或印的）便是阅读，便是任老所说的“识”；自己写（或打）便是“写字”或“写作”。而“写”不等同于“用”，因“写”只是“用”的一个方面。“用”的另一个方面便是“识”，是“读”。故任老提议的“识繁用简”本身就含混不清，就把“写”等同于“用”了。所以按其本意似应改为“识繁写简”。

任老认为：“有些简化后的汉字，与古汉字发生岐义，给汉字的使用带来新的问题”。但我认为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例如，《历史研究》堪称中国史学界最权威的学术刊物。《历史研究》刊登的中国史论文，其引文有引自中国古籍者，不管是引自十三经还是廿四史，统统都印成简体字。这样作并未引起什么歧义、误解和混乱。任老自己也主编过宗教学的权威刊物《世界宗教研究》。该刊登载的研究中国儒释道的论文也常引用中国古籍。这些引文在印出时仍都印成简体字，也没有发生什么歧义等。要说写简体字会引起歧义、误解、混乱等，就得举出翔实具体的例证来，而不宜随便说说。

任先生对因推行简化字而闹出的误解和笑话也举了几例，不过它们似乎并不能证明任老的观点。例一，有的图书管理员因不认识繁体字印的《後漢書》，便未能把它从书架上找出满足借阅者的需要。这里显露出任先生对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工作不熟悉（任老还当过北京（国家）图书馆馆长）。新中国自1955年开始推行简体字以来，图书馆的藏书便通行两种分类法：一是刘国均分类法，二是“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前者用阿拉伯数字、标点组合给每本书编一个索书号，流行于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后者用拉丁字母（也可简单地理解为英语字母）、阿拉伯数字、标点组合给每本书编一个索书号，从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在全国图书馆推广。读者借书时先按书名或作者、或主题在卡片盒或计算机上找到所需的书，然后抄下它的索书号和书名等。一般情况下只有索书号没有书名等仍能找出借到书，而没有索书号只有书名等则借不到书。试想，一座图书馆有几十万几百万册藏书，没有索书号便如同大海捞针，怎么能及时找到所需的书。因此，认不认识书名与能否找到借到书没什么关系。再说，中国汉字有六万多个，要求管理员认识所有汉字也过于苛刻。所以，这只是一个人为编造的笑话，而非现实生活中的事例。退一万步说，即使偶有那样的事例，那也只能归咎于该管理员不认真负责，不查查最常见常用的《新华字典》或《现代汉语词典》。这两本最普及的字词典都设有部首检字表，在彳部可查到“後”，在氵部可查到“漢”，在曰部可查到“書”。图书馆里数量众多、语种庞杂的外语书其查借也是这样，总不可能要求图书管理员懂几门外语嘛（那样的话他（她）就不是管理员，而是专家了）。

例二，颐和园举办“慈禧太后生活展”，把“后”错写成了“後”。这并非不识繁造成的失误，而是想写繁体字又写错了的事例。本来这七个字中有六个都只有一种体，只有“后”有繁简两体。按常情和政策写成规范简化字就行了。可有些人崇古迷繁，又有显示自己有学问的心理，结果弄巧成拙。纠正的方法是端正心态，识简写简，而非识繁写简。

例三，有些人名一简化，就不是原来的意思了，如唐代武将南霁雲，《红楼梦》中的史湘雲等。其实这几个字中南、史、湘为只有一个体的独体字。霁（霽）雲（云）为有繁简二体的两体字。从行文来看，任先生是认可把霽简化成霁的，否则他这里不会用其简体字。而只是不赞成把雲简化成云。在他看来，霁雲便是风雪停，云雾散，天放晴的意思；湘雲便是湘江云彩的意思。一旦写成霁云、湘云，就不是了，意思就变了。实际上，雲简化为云后，霁云、湘云的意思仍如旧仍未变。还有，说它们不是原来的意思了，那是什么意思呢，任先生没明说。联系到他文末附上的简繁对应字表，“云”有说话的意思。我推测任老想说它的意思会变成南霁说、史湘说了。如果这样，我认为恐是杞忧。因为在《新华字典》和《现汉》中，“云”字仍有云彩的义项或意思；从小学到中学，人们学习“云”字，也首先学习它表天上的云彩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例证也不成立。

识简写简带来的弊端任老认为还有用电脑做繁简转换时有的转错了。可这并不能怪推行简化字，而只能怪计算机工程师软件设计师们没主动向语言文字学家请教，与其合作。改进的正确方法是双方加强交流与合作。

带来的弊端被认为还有，由于青少年没机会接触繁体字，阅读古人著作时便发出隔阂，看不下去。想教小孩子读点古诗词、古文（也不行）。我觉得任老这里是过分夸大了繁体字的作用。阅读古籍有困难的原因很多，首先是文言文或古汉语的问题，其次才是繁体字的问题，还有标点断句的问题，最后还有竖排的问题。倘一个人只学了一些繁体字，但不懂文言，又看的是未标点的竖排影印本古籍，自然也不大看得懂，难以看下去。至于古诗词文章小说，我的看法正好相反。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从高小开始（五六年级），语文课本就选有不少的古代的诗词文章小说名篇，全用简体字横排，并标点断句。孩子们学过后，基本上都能理解、领会和掌握。所以，简体字实际上是方便了青少年儿童学习欣赏古典诗词文章小说，了解古籍。它有利于我们传承数千年文化，维护优秀的传统，而不是有碍。

任老先生对以上所说的所谓弊端提出的补救方法是，在中小学语文课本中，遇到简体与繁体发生歧义时，简化字旁用括弧注出该繁体字。并认为这样便能够不知不觉地认识不少繁体字，因此也就可以方便地阅读古文章、古诗词、古小说了。并且毫不费力，不增加师生的负担，不违反、不冲击文字改革（政策）。我认为这个方法是没有必要的，至少是得不偿失的。其一，上面我们已阐明，基本上没有发生歧义的情况；其二，认识了繁体字也不能方便地阅读古文等；其三，势必大大增加学生的负担。现在的中学生面临中考、高考的巨大压力，肩负着学好数理化、学好外语（一般是英语）、学好计算机信息技术的繁重任务。而外语和信息技术的压力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学生所没有的。所以，课程设置需要与时俱进，课程的内容也应与时俱进，适当增减取舍。因为人的时间精力总是有限的。在这种形势和环境下把现代汉语、简体字学好，懂一点古汉语，了解一些古诗词文章小说就行了。系统地全面地学习掌握古汉语繁体字、古代诗词文章小说，那是文科大学生的事，而且也只是其中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的大学生的学习任务。至于没违反政策、没冲击文字改革，那只是一种遁词。因为那样做实际上就违反了、冲击了。国家现行的语言文字政策便是推广普通话，推行简体字，普及汉语拼音这三大举措。高级社科专家高级文科知识分子群体之人，更应该身体力行。

毋庸讳言，当初制订设计简化字方案时，是有个别考虑不周的情况，或有实践证明是得失相当，或失大于得的特例。对于这些个别问题，我认为不应该靠识繁写简来解决、来克服其毛病，而应该成熟一个（字）调整一个（字）复原一个（字）。这已有一些成功的先例。例如，“瞭望”一词原本就如此识写。推行简化字后把它写成“了望”，但仍读liào wàng。这样作虽简化了该字的笔画，但意思不好，形体不美，又增加“了”字的一个音调，造成易读错的问题。总体上说是得不偿失。经过研究，国家语委做出决定，撤消“了望”一词，恢复“瞭望”一词。问题一下就解决了，也一下就推广开了，并得到广大群众的赞同和学者的认可。今天北京地区就发行着一份有点名气的刊物《瞭望》。《现代汉语词典》（1997年修订本）就只收“瞭望”一词不收“了望”一词；《新华字典》（1998年修订本）在“了”字下不解释它有瞭望之义，在“瞭”字下才解释它意为瞭望。又如任老文章附录中所举例的“橘”字。常见水果橘柑等本如此识写。推行简化字后，一度又认可该词也可以写成桔子或桔柑等，但读音仍为jú。这样虽写起来省事，但弊端更大：一是造成橘子（柑）桔子（柑）一类的异形词并立，词汇库无意义地扩大；二是意思不好，字理不顺；三是增加了“桔”字的一个读者，造成读音困难。经过实践检验，国家语委决定，撤消桔子（柑）蜜桔一类因简体字而形成的异形词，不再承认“桔”可作橘的简化字或俗字。这一调整也一举成功，受到普遍欢迎。《现汉》（1997年修订本）只收蜜橘橘子橘柑等词条，并不再承认“桔”是橘的俗字，所以这个问题已基本上圆满地解决了（可任老还拿它举例，可见他对语言文字研究的进展和国家语文政策的完善不了解）。

借此机会我在这里再简单论述一个应当调整的字词。犟嘴、倔犟等常用词汇如此识写便无歧义，发音也好掌握。可现在又允许它们写成强嘴、倔强，其中“强”仍读jiàng。这样一来，虽好写一点，但又造成增加了异形词，发音不好掌握易读错，意思容易混淆等问题。权衡利弊，我觉得还是统一为犟嘴、倔犟为好。这样调整也很好操作。由国家语委做个决定发个通知。《现汉》、《新华字典》下次修订时，不收强嘴、倔强等词条，只收犟嘴、倔犟等词条，在强字头下不注明它又读jiàng；在犟字头下不注明它同“强三”；在犟嘴条不注明它同“强嘴”；在倔字头不注明它可组成“倔强”一词即可。这样一改既好认，又好读，也好用，意思也明确，还减少了异形词，只是难写一点。何乐而不为呢。

总之，对现行的语言文字政策应真心拥护，对现行的规范简体字应带头学好用好宣传好，对其中个别有问题的字可积极稳妥地研究解决调整。这才是一个专家学者领导干部应有的态度。而提倡什么识繁写简只会引起混乱，至少是弊大于利，得不偿失。